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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这个世上有了人类,多少年来一直都在面临着一种疾病的威胁,那便是让无数人谈之色变的瘟疫。尤其是14世纪中期欧洲爆发的“黑死病”,至今想起仍让人心有余悸。
“黑死病”是世界十大瘟疫之一。对于该病的起源有两种说法。1344年,“黑死病”在淮河流域爆发,由河北商人沿“丝绸之路”带到了印度、叙利亚后传至欧洲。 而另一种说法则是蒙古兵在攻打黑海城市“卡法”时,用弹射机将染有瘟疫的尸体投入城中,导致瘟疫在欧洲大面积爆发。
“黑死病”是一种肺部疾病,宿主便是老鼠身上的跳蚤。感染者主要由飞沫和空气传播,发病一至三日即死。这场瘟疫从14世纪中期一直到十八世纪,在欧洲整肆虐了三百年,造成两千多万人死亡,占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。直到1666年,伦敦突发大火,三分之二的建筑被烧毁,大部分的老鼠也被烧死,瘟疫便随后消失了。“黑死病”是人类历史上危害最大的一次瘟疫。
我国历朝历代所发生的瘟疫虽不及“黑死病”的危害严重,但爆发的频率却相当频繁,史不绝书。最早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:“贞:疒不”的记载,意思是由于古代医疗条件落后,疫情流行时人们只能靠占卜来预测。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两千多年里,我国共发生大小的疫情七百多次,严重的几次可以说是尸横遍野,万村空绝,真正的人间惨状,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生存都造成极大的破坏,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。
从公元204年至219年,在我国的北方发生传染性疾病,死者不可胜数,虽然对当时的死亡人数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,但从一些史料上的记载中,仍可窥之端倪。曹植在《说疫气》中有这样的描述:
建安七子中除孔融、阮瑀早死外,其它五位皆死于疫情。被后人奉为医圣的张仲景曾描述其家族中人在这场瘟疫中的遭遇:
足见当时疫情流行时的民间之惨状。
明朝末期,北方地区气候寒冷,连年蝗旱,粮食减产,造成大面积的饥荒。路边草木皆被吃光,老鼠也早成了人们口中的食物。而此时老鼠也因饥饿廋弱不堪,低抗力下降,鼠身上携带的病毒大量繁殖。人们在吃了这种老鼠后,最终导致瘟疫的爆发和流行。1644年,一年中,北京一带就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口被瘟疫夺去了生命。 随后疫情又迅速扩散到整个华北。
就在这年,李自成指挥他的“大顺”军直扑北京。因为瘟疫,几十万明军无力低抗。被视为“固若金汤”的北京防务形同虚设。李自成迅速占领了北京,直接宣告了大明的灭亡。明军的失败与其说是败给农民军,不如说是败给了瘟疫。而李自成占领北京后,同样也被瘟疫所困扰,清兵入关,农民军也因瘟疫而丧失了战斗力,无力低抗,只得撤出了北京,“大顺”也成了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。
清末民初,为了开发东北这块尘封数百年的土地,清政府下令开放柳条关等部分地区。把关内不少人迁到了东北,这就是后人所熟悉的“闯关东”时代。
到了关外,这些“闯关东”者很快便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,就是捉土拔鼠。因土拔鼠的皮毛经过加工后,就跟真的貂皮一模一样。且获取土拔鼠的成本要比貂皮容易的多,山上、野外到处都有大量的土拔鼠。于是,在东北便出现了大量捉土拔鼠的人,每年鼠皮的成交量少的几十万张,在1910年更是高达250万张。
随着一张张鼠皮被剥下,隐藏在鼠体内的病毒也被释放了出来。随后疫情便在山西、东北一带蔓延,造成大约六万人死亡。 日本专家在了解当地的民风习惯后,很快得出结论,这次疫情很可能就是老鼠造成的。随后便在解刨的老鼠身上提取到一种超级毒株,宿主就是老鼠身上的跳蚤,感染后主要通过空气传播。那时的人们根本治不起病,更没有什么特效药。阻止病情传播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隔离,经三个多月的隔离后,这场杀死六万人的瘟疫渐渐消失了。
自从人类诞生那天起,就在经受着各种疾病和瘟疫的侵害。从历史上各个时期发生的疫情来看,影响较大的几乎都和老鼠有关。按理说,在人类生活工作的聚集区,任何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动物都很难生存下去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,许多的野生动物都面临绝迹,只有老鼠是个例外。虽然生活环境十分恶劣,在自然界中又有猫、鹰、蛇、刺猬等多种天敌的捕捉,更面临人类“老鼠过街,人人喊打”的怒火,千百年来却始终都无法将其彻底消灭。不能不说老鼠是自然界一种拥有超常生命力的动物,不但百打不死,反倒时不时的给人类带来灾难,让人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毫无办法。
血吸虫病是由裂体吸虫属血吸虫引起的一种慢性寄生虫病,俗称“大肚子病”。它主要通过皮肤,黏膜与疫水接触受染,病人极度消瘦,出现腹水、巨脾,腹壁静脉怒张等晚期严重症状。
在新中国成立之初,对血吸虫病进行了调查,数据显示,全国有12个省市,454个县市区,1160万血吸虫病人,病牛120万头,钉螺面积148亿平方米,60万晚期病人,1亿人(全国的1/6)暴露于血吸虫的危险中。大多数患者骨瘦如柴,腹大如鼓,丧失劳动能力,妇女不能生育,儿童成侏儒。血吸虫病严重的地区田地荒芜,家破人亡。 在血吸虫病疫区,流传着这样悲惨的民谣:肚胞病,害人精,任屯村里栽祸根;只见死,不见生,有女不嫁任屯村。方湾大肚病,女不生育男“怀孕”,田野荒草尸骨盖,湖畔芦花哭亡灵,孤儿寡母苦仃伶。
疫情牵动着伟人的心,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“一定要消灭血吸虫”的伟大号召。1958年2月10日,第四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,会议发出了“鼓足干劲,全面跃进,苦战3年,加速消灭血吸虫病”的口号。 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消灭血吸虫病战役打响了。
1958年6月,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,写下的七言律诗《送瘟神》二首。其一:
绿水青山枉自多,华佗无奈小虫何! 千村薜荔人遗矢,万户萧疏鬼唱歌。坐地日行八万里,巡天遥看一千河。牛郎欲问瘟神事,一样悲欢逐逝波。 其二: 春风杨柳万千条,六亿神州尽舜尧。红雨随心翻作浪,青山着意化为桥。天连五岭银锄落,地动三河铁臂摇。借问瘟君欲何往,纸船明烛照天烧。
在中国历史上死于疾疫的人数量巨大,在历朝历代的史书中都有记载。先秦以前即有瘟疫,一般以巫术治疫,杂以医药。秦汉时期,对于疫情严重地区,史记中有“十月庚寅,蝗虫从东方来,蔽天。天下疫”的记载。这时已经出现了隔离集中治疗的办法。汉平帝曾下诏书:“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药。”名医张仲景即主张防治为主,“上医治未病。”
魏晋南北朝时期,战乱频繁,每逢大战,必有大疫。三国时期,北方大疫,“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”,有人猜测,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五人死于传染病。
唐宋时期,瘟疫不绝于志书,史书中往往出现有如、“贞观十年,关内、河东大疫”“江南频年多疾疫”的表述。这时期的治疗,以中医药为主,多进行隔离治疗。
金元之际鼠疫大行,影响历史深远。有人研究后粗略估计,当时全国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,多达2570万人。
明代疫病更为频繁,约有上千次以上,且死亡数量巨大。嘉靖、万历年间,北京经常发生大疫情,“京师饥且疫。”崇祯年间华北山西发生鼠疫,病者吐痰血即死,惨绝人寰,乃至“虽亲友不敢问吊,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。”崇祯十六年疫情更是严重,至“死者数百万。”至李自成攻打北京之前,北京城已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左右,以至于有人将明代灭亡和鼠疫联系起来。
清代疫情频发,且有外国人传染的新病情。据伍连德研究,鸦片战争爆发,道光二十年“(霍乱)藉英兵及印兵传入,波及北京。”1910年清末东北发生大鼠疫,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,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.4%左右。这一次的鼠疫,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,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,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。伍连德派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,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,按重症、轻症、疑似进行分级处理,避免交叉管理。政府也从长春调集1160名士兵,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。最终高效的控制了疫情的蔓延。
1918年,中国曾经爆发过一次严重的肺鼠疫,此次鼠疫传染性极强,疫情波及内蒙、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安徽、南京。据记载,从口外归来的感染者,出现头痛、发热、咳嗽等症状后,轻者三、五日,重者不过二十四小时,即吐血而死,死亡14600余人。当时的山西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,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,以较快地速度控制了疫情。
1932年陕西的霍乱几乎遍布全国,据粗略统计,共有23个省市、306个城市出现疫情。有的县有三分之二的人染病死去。据《陕西省志·人口志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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